家具(第2/10页)

我们家缺乏经常的社交生活—人们不来家里吃饭，更不要说开派对了。也许是阶层问题。餐桌这一幕过后五年，我的公婆邀请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来吃饭，他们无意中谈论下午的派对，那是鸡尾酒会。那是一种我在杂志故事里读到的生活。对我来说，我的婆家似乎生活在一个小说中的特权世界里。

我们家一年有两三次在饭厅餐桌上招待祖母、姑妈—父亲的姐姐们—还有她们的丈夫。轮到我们做东时，一般要排在圣诞节或感恩节，也许还有外地亲戚来访的时候。来访者总是像姑妈和她们的丈夫之类的人，一点儿都不像艾尔弗莱达。

我和母亲会提前几天为这样的聚会做准备。我们烫好新的桌布，和床上的被子一样厚，刷洗好的餐具（它们一直在橱柜里接灰），擦饭厅的椅子腿儿，做果冻沙拉、馅饼和蛋糕，还要有主菜火鸡或烤火腿，以及一碗一碗的蔬菜。要非常丰盛，多得吃不完，饭桌上的谈话大多和食物有关，夸奖它们有多美味，让他们一定要多吃点，他们说吃不下了，太饱了。然后姑父们发慈悲多吃些，姑妈们说只能再吃一点点，说不能再吃了，都快要撑爆炸了。

然后还要上甜品。

通常几乎没有什么交谈。事实上，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交谈如果超过理解的限度可能就是一种破坏，一种炫耀。母亲对这种限度的理解是不可靠的，有时她等不及别人说完，也不尊重对方就跟着说起来。当有人说：“昨天在街上看见哈雷了。”她一定会说：“你认为像哈雷那样的人真的会打光棍吗，还是他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仿佛当你提到碰见了某人，你必须得再多八卦一点，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可能是沉默，不是吃饭的人有意不礼貌，而是他们感到不知所措。直到父亲尴尬地、间接地责备说：“好像他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

如果亲戚们不在场的话，他很可能会说“他自己”。

人们在新桌布泛起的光芒和透过新擦的窗子照进来的明媚阳光中不断地切呀、舀呀、吃呀。这样的聚餐总是在中午进行。

桌上的人都很健谈。在厨房洗刷和擦干餐具时，姑妈们会说谁长了肿瘤，谁嗓子化脓了，谁烫伤了等等。她们会讲自己的消化、肝脏、神经系统功能如何如何。提到隐秘的身体问题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或者值得怀疑的，就像提到杂志上读到的东西，或一条新闻—关注并非近在手边的东西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在沙发上休息时，或到地里看看庄稼时，姑父们会传递消息说某人欠了银行大笔的钱，或者买的贵重机器还欠着钱，或者买了一头公牛干活却令人失望。

很可能是他们拘于饭桌的礼节，还有面包、黄油盘和甜品勺子等等的存在，在其他时候，他们习惯把一片馅饼直接放在用面包擦过的餐盘上。（不过，不把东西按恰当的方式摆放是一种冒犯。在他们自己家里，遇到类似的场合时，他们也要这样招待客人。）或许，吃是一回事，而说是另一回事。

艾尔弗莱达来的时候，情况完全不需要这样。会铺上好的桌布，但是不用好的餐具。母亲会费很多心思准备食物，还会担心结果令人不满—她很可能不做填料火鸡和土豆泥那一套，而是做些鸡肉沙拉，还有米饭和切小块的甜辣椒。甜品会用明胶、蛋白和打稠的奶油，要等好长时间才好，常常令我们担心，因为我们没有冰箱，要放在地窖的地上冷却。但是饭桌上绝对不会拘束和乏味。艾尔弗莱达不但吃完会接受第二份，还会自己要求。她这样做几乎是心不在焉地，也同样心不在焉地说些赞扬的话，好像食物、品尝食物是第二位的。她时刻准备和人交谈，也让其他人说话，任何你想说的事情—几乎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她总是夏天来访，通常穿着吊带式样的丝绸背心裙，露着背。她的背并不漂亮，有些小黑痣，肩膀很骨感，胸部几乎是平的。父亲总是说她吃那么多可还是那么瘦。或者颠倒事实，说她的胃口还和以前一样挑剔，但并没有阻止自己增肥。（在我们家，说胖、瘦、苍白、红润、秃头都没问题。）

她的黑头发在正面和两侧梳成卷，是现在时髦的发型。皮肤呈棕色，有细小的皱纹，嘴很大，下嘴唇特别厚，几乎垂下来，涂着厚厚的口红，在茶杯和水杯上留下印记。她张大嘴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讲话或大笑—可以看见后面的牙拔掉了。没有人会说她长得好看—任何超过二十五岁的女人在我看来都不可能漂亮了，失去了美丽的权利，也许还失去了美丽的愿望—但是她热情、有风度。父亲颇有创见地说她很有活力。

艾尔弗莱达和父亲谈论世界大事和政治。父亲读报、听收音机，他对这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有机会谈论。姑父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思想简单、固执，永远不信任所有的公众人物，尤其是外国人，因此大多时间他们只是在发牢骚和抱怨。祖母聋了—没有人知道她知道多少，或者对事情有什么看法，姑妈们对自己有那么多事情不知道或不需要关注而感到相当自豪。母亲做过老师，她能很轻松地从地图上指出所有欧洲的国家，但她对一切事情的理解都带有个人的疑惑，对大英帝国和皇家威严的认识更加模糊，很容易忽视并把它们都扔到垃圾堆里。

艾尔弗莱达的观点和姑父们并不是差得很远。或者看起来是。但是她不抱怨，也不听之任之，而是嘲弄地大笑，讲述总理们、美国总统、约翰·L．刘易斯和蒙特利尔市长的故事—他们都是糟糕的人物。她也讲皇家的故事，但是她把好人和坏人分开来，好人如国王、王后、漂亮的肯特公爵夫人，坏人如温莎一家、老国王艾迪，她说他患了某种疾病，想扼死妻子，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印记，所以她总是要戴着珍珠项链。这种区分和我母亲正好巧合，但是母亲很少发表意见，所以她没有反对—尽管提到梅毒会让她畏缩。

我会意地微笑着，带着有勇无谋的镇定。

艾尔弗莱达给俄国人起了可笑的名字：米库也斯基。安可乔（乔大叔）斯基。她认为他们在蒙骗众人的眼睛，联合国是个闹剧，不起什么作用，日本将再次崛起，有机会就应该被彻底干掉。她也不信任魁北克。或者教皇。她对麦卡锡议员也有看法—她愿意站在他一边，可他是天主教徒，这是个障碍。她把教皇叫作船尾。一想到世界上的骗局和丑闻都会被揭露她就非常开心。

有时她看起来像是在故弄玄虚—在炫耀，也许是在取笑父亲。激怒他，就像他自己说的，故意激怒他。但绝不是因为她不喜欢他，或是想让他不舒服。恰恰相反，她可能是在折磨他，就像年轻女生在学校里折磨男生那样，那时，争论对双方都是一种乐趣，侮辱会被当作奉承。父亲总是用轻柔淡定的语气和她争论，不过很明显，他的目的在于刺激她。有时他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也许她是对的—因为她在报社工作，一定有他得不到的信息来源。他会说，你把我说服了，如果我明智的话，我应该感激你。而她则会说，别跟我胡扯了。

“你们两个啊。”母亲则会假装绝望，也许真的厌倦地说。艾尔弗莱达会让她去躺一会儿，说她做了这么一大桌丰盛的晚餐，该休息一下了。她和我来收拾碗碟。母亲的右胳膊会不受控制地颤抖，手指有些僵硬，她认为是过度劳累造成的。

我们在厨房干活时，艾尔弗莱达和我谈论名人—演员们，甚至是她居住城市中的一些不出名的电影演员。尽管她放低音量，有时还是会狂野地大笑，给我讲他们的不良行为，杂志上没有刊登过的隐私丑闻的传言。她提到同性恋，人造乳房，家庭三角恋爱等等—那些东西我都读到过蛛丝马迹，但在实际生活中听起来还是很玄乎，哪怕已经是三四手的故事了。

艾尔弗莱达的牙总是引起我的注意，所以在聊这些秘密事情时我有时也会走神，忘了在说什么。她前面剩下的牙齿，每颗颜色都稍有不同，没有两颗是一样的。一些坚硬的牙釉质呈暗象牙色，其他乳白色的部分微显淡紫色，银边发出游鱼般的光泽，偶尔还闪过一丝金辉。过去人们的牙齿不像现在这样结实、漂亮，除非是假牙。不过艾尔弗莱达的牙齿个性十足，有清晰的间隔，每一颗都很大。当她发出某种特别、故意的嘲笑时，牙齿似乎跳到了前排，像宫廷卫兵或快乐的持矛步兵一样。

“她的牙的确老是出问题。”姑妈们说，“记得吗，她的牙齿生了脓肿，毒性遍及全身。”

我想，她们就是那样，喜欢把艾尔弗莱达的智慧和品位抛在一边，让她的牙齿变成一个让人深表遗憾的存在。